【湖北日報評論】荊楚文化的地位何以“舉足輕重”

發表時間：2026-01-19 來源：湖北日報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荊楚文化是悠久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地位舉足輕重。”

湖北河湖縱橫、物產豐饒，孕育了兼具南北特質、融匯東西精華的荊楚文化。從遠古文明的星火初燃到思想體系的構建成型，從制度創新的開拓探索到革命精神的淬煉升華，荊楚文化以其厚重底蘊與鮮明特質，為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、綿延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荊楚大地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核心區，以連續完整的文化遺存勾勒出早期文明演進軌跡。從距今200萬年的建始人到10萬年的黃龍洞人，湖北境內的古人類遺跡構成了東亞人類演化的完整廊道，為中華文明溯源提供了關鍵實證。新石器時代，城背溪文化、大溪文化、屈家嶺文化、石家河文化一脈相承、層層遞進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長江中游文明序列。屈家嶺遺址出土的大量碳化稻粒，實證了我國早期稻作農業的起源與成熟，為中華農耕文明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；城河遺址的宏大城垣、復雜水系與祭祀遺存，展現了5000年前長江中游的城市文明形態；盤龍城遺址的大規模鑄銅作坊，首次證實商代早期地方城市已具備成熟的青銅冶煉技術，打破了中原中心論的認知，印證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文明的母體。這些文化遺存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、互融互鑒，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起源“滿天星斗”的壯闊圖景，為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荊楚文化以超凡的思想智慧，為中華傳統思想體系的構建作出了開創性貢獻。春秋時期，季梁提出“民為神主”的進步理念，將民眾地位置于神祇之上，與儒家民本思想形成呼應互補；楚莊王倡導“止戈為武”的和平思想，深刻闡釋了戰爭的本質在于維護和平而非窮兵黷武，成為中華和平文化的重要源頭。道家思想在荊楚大地孕育成熟，老子提出“道常無為而無不為”的宇宙觀，莊子倡導“萬物與我為一”的生命境界，構建起與儒家思想相得益彰的哲學體系，共同塑造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。在宗教文明發展中，武當山將易學、醫藥、武術與藝術融為一體，演繹出“道法自然”的太極文化，其古建筑群作為世界文化遺產，成為中華和諧思想的活態載體。這些思想成果跨越千年，滋養著中華民族“和而不同”的處世之道與兼容并蓄的文化胸襟。

楚國800余年的發展歷程中，留下了諸多開創性的制度實踐，為中華治理體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鑒。楚武王熊通征服權國后，首創縣制治理模式，任命縣尹管理地方，打破了分封制的桎梏，成為后世郡縣制的雛形，深刻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地方行政體系。楚康王推行“蒍掩庀賦”改革，根據土地肥瘠、類型確定賦稅標準，實現了賦稅制度的精細化與合理化，是先秦時期賦稅改革的典范之作。后世荊楚兒女延續這一創新基因，南宋陸九淵在荊門推行“荊門之政”，將儒家“心學”思想轉化為治理實踐，實現了政通人和的治理成效；明代張居正推行“萬歷新政”，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領域實施全面改革，扭轉了明朝中期的積弊，其“一條鞭法”更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；晚清張之洞推行“湖北新政”，大興實業、廣辦學堂、編練新軍，推動武漢成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祥地，為中國近代化進程注入了強勁動力。這些制度探索與治理實踐，跨越時空、歷久彌新，成為中華文明治理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荊楚文化在文藝與科技領域的輝煌成就，為中華文明增添了璀璨光彩。文學方面，屈原創作的《離騷》《九歌》等楚辭作品，開創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，“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”的執著追求，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；秦漢以降，崔顥題詩黃鶴樓、李白“酒隱安陸”十載、蘇軾黃州“一詞二賦”，無數文人墨客在荊楚大地留下傳世之作，形成了綿延不絕的文藝脈絡。藝術領域，曾侯乙編鐘以精湛的鑄造工藝和完整的音律體系，展現了先秦音樂藝術的巔峰成就，其銘文與發聲相互印證，改寫了中國古代音樂史；楚帛畫、戰國彩繪人物車馬出行圖以靈動的線條、絢麗的色彩，彰顯了楚人超凡的藝術想象力；米芾、米友仁父子的書畫藝術獨樹一幟，開創了“米點山水”的藝術流派，影響后世數百年。科技方面，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，引發了人類文化傳播的革命；明代李時珍“搜羅百氏，訪采四方”，編撰《本草綱目》被譽為“東方醫藥巨典”；楚簡《九九術》、曾侯乙墓二十八星宿圖等，為追溯中華算術、天文學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實物證據，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則見證了我國古代青銅采冶技術的領先水平。這些成就充分彰顯了荊楚文化兼容并蓄、開拓創新的鮮明特質。

荊楚文化孕育的精神品格，始終是中華民族砥礪前行的強大動力。從楚都淪陷后申包胥“哭秦庭七日”的忠義堅守，到屈原“寧赴湘流，葬于江魚之腹中”的愛國赤誠，荊楚大地孕育了“九死未悔”的家國情懷。這種精神在近代革命歷程中得到進一步淬煉升華：辛亥武昌首義一聲槍響，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；馬克思主義傳入后，董必武、陳潭秋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建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，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火種；1927年，八七會議在漢口召開，毛澤東同志提出“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”重要論斷，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；黃麻起義中“男將打仗，女將送飯”的壯烈場景，中原突圍、挺進大別山的浴血奮戰，彰顯了荊楚兒女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堅定信仰。大別山精神等紅色基因融入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，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與復興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。

從屈子行吟的江畔到首義槍聲的城頭，從曾侯乙編鐘的古音到長江經濟帶的潮聲，荊楚文化始終以其多元包容的氣度、開拓創新的銳氣、愛國為民的底色，深度融入中華文明的發展長河。它是文明起源的“根脈”，印證著多元一體的文明基因；是思想智慧的“源泉”，滋養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；是治理實踐的“鏡鑒”，沉淀著治國理政的歷史智慧；更是奮進前行的“火炬”，照亮著民族復興的壯闊征程。（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大為）